深圳场外期权

2023年10月31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深圳场外期权金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党的二十 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重要依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历史命题全面展开，我们需要从历史纵向和横向的多维度，更深入地分析中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差异，进而厘清持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从历史纵向来看，中国场外期权金融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出现较大中西方差异，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 一，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财政实际上是政 府部门的金融活动，中西方金融历史演变的背后，也彰显出各国内部财税关系的微妙变化。我国古代财政呈现明显的中央集权性质，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隋唐，到宋明清时期达到顶点。财政的强势性挤压了金融活动场外期权衍生的空间，即便遇到挑战，也可以通过“财政货币化”来缓解。相对地，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就逐渐呈现地方自治之上的分权体制，君主和政府的财税筹集能力相对较弱，甚至不得不依靠债务融资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这就通过“财政金融化”间接提升了金融活动的地位。

第二，场外期权与社会流动性。中世纪之前，西方社会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社会流动性受到限制。对于中世纪的普通民众而言，安全感往往来源于自身依附的拥有权力或者武力的大领主或者小领主，这种依附关系既包括权力，也包括责任。而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进，西方国内与国际贸易日益繁荣，重商主义盛行，经济、资本、人的流动性提升，并衍生出诸多商业活动和金融活动。从我国历史上看，虽然唐宋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使得社会流动性逐步增强，但整体上处于“重农轻商”的背景下，经济要素的流动与交易有限，科举制度对阶层流动性也产生了“双刃剑”效应，这些因素都弱化了萌生现代金融的“土壤”。

第三，深圳场外期权的地位。西方场外期权在法律和经济意义上，已经有了相对成型的企业主体；英国于184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 一部单行公司法《合股公司法》，为现代意义的民商主体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回顾我国古代商业法制史，可以说是抑制商业自由、强调君主专制的历史。虽然宋代在官商博弈下行会组织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民间经营主体的利益，但一直到近代之前，在法律意义上也未能形成真正的企业主体，诸多经济领域的主导者都是官办主体。这就导致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缺乏界定与保障，难以产生可持续的金融组织，也无法推动对公金融的规模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场外期权货币金融体系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汲取各国金融助力深圳场外期权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立足于自身国情特点，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在短短几十年里，快速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历史上造成中西金融差异的动因，有的已得到弥补，有的逐渐被改进和转化为积极因素，有的仍需完善。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有必要基于国家治理的系统视角，深入探讨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点与方向。